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堡，夜宿Ma
iott旅馆
在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罗的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奘的足迹，我之所以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明确无误的脚印，哪怕是千年之前的旧旅程。
近代会有一些，但我们这次以千年为度，关注的重点是遥远的古代。古代，尤其是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都此起彼伏地在用马蹄刀剑作先导向外挥洒千里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确确实实抱着文化交流的目的，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我们在犍陀罗故地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怎能不激动？
我们与他们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