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国家现在建设资金严重短缺，鼓励个人投资，有什么不对的？”
“你把社会主义制度放到哪去了？如果个人可以投资了，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
“个人的投资再多，能和国家比吗？咱们国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只是一个补充而已。我断言，就算把政策放开30年，个人资本占整个国家资本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的，公有制占90%以上，怎么能算是资本主义呢？”
“”
今天的人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理解当年的这种争论。在当年，思想上有形无形的禁锢，在今天看来简直可以用荒诞来形容。几十年后，社科院的一位博导曾经回忆说，当年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打算写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他的导师马上警告他说：这是雷区，绝对不能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劳动力是不能作为商品的。如果他敢这样写，慢说拿不到学位，恐怕连人身自由都要丧失掉。
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雇了12个工人，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群理论家们拿着马克思的原著论证道，雇工超过8个人，就属于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剥削制度，这还了得？关于年广久是否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一直闹到了中央的最高层。,
也就是在决策层、学术层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些雷区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以前仆后继的勇气，投入到这场改革大潮中来。他们的实践，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
在浙江温州，一群农民再也无法忍受私营合伙企业非要戴一顶“乡镇企业”红帽子的格局，向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提交了注册私人合伙企业的申请。生产科科长陈心鹤老人在这份申请上盖下了一个鲜红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这个印章，让他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在苏南，早在政治风波正酣的1969年，华西村的一群普通农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创业。到1978年，华西村已经拥有了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00万元的银行存款。30年后，这个华夏最富裕的村庄斥资60亿，建起了一座118层的高楼。
就在距离中央党校只有几公里远的中关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级研究员中的一人，核聚变专家陈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间仓库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做的第一单业务，是帮海淀的一个街道小厂解决了一个电源上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