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出自《礼记》，是封建王朝以德治国的一种执政思路，其核心思想是“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同时，这制度也维护了上层建筑的体统，有助于愚民。
对于“刑不上大夫”这条礼制，历朝历代都有具体措施予以保障。例如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在大明建极之后，太祖也尝与侍臣谈论对待大臣的礼节问题，太史令刘基对他说：“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诣请自裁，从不轻易施以污辱之刑，目的在于保存大臣的体统。”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代适用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以鼓励形成廉耻之节操。如果能做到的话，则君臣之间的恩与礼就都可以实现了。”朱元璋对此深以为然。
虽然后来的明代皇帝经常对大臣施以杖刑，谈不上什么“礼遇臣下”。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官员确是有明显优待的。其中最阻碍司法调查的是，在罪行未明的情况下，官员是不能轻易被审问的——皇帝下旨诏狱的除外。
但“诏狱”作为溢于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制度，其合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制度基础上，而是权力掌握者与行使者的意愿，故具有浓厚的人治属性。
正因为此，“诏狱”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会因为秉政者个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于消逝殆尽，甚至蜕变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权臣秉政之时，掌权之人多借“诏狱”之名，泄私愤，逞淫威，打击异己，祸害无穷。
大明的“诏狱”又称“锦衣狱”，曾经造成的冤案可谓罄竹难书。尽管从皇帝的角度看，朱翊钧觉得这制度用起来很顺手，但有了孩子之后，他经常考虑后代出现昏君的问题，因此在张文明遇刺案之后，他就没有继续使用诏狱。
去年，经过多年巡回法庭的淬炼之后，大明第一法律专家海瑞上了一道奏疏，痛陈诏狱之弊，希望朱翊钧从立法层面永远废除诏狱制度，其中恳切之语，令朱翊钧动容：
“盖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诋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犹或高下其手，轻重在心，钩摭锻磨，罔用灵制。又况多张网穽，旁开诏狱。理官不得而议，廷臣不闻其辨。事成近臣之手，法有二三之门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于下，乱所由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