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更是被公认文章第一，心态却逐渐失衡——文章再好，今生没有进士之望。钻进牛角尖之后，他有些放浪形骸，整日醉醺醺流连花丛，就有会馆中同乡写信，将他的状态告知家中亲朋。
到揭帖案发生前，乔家家长的信也到了，催他返乡，否则就断了他的留京花销。乔礼维越想越郁闷，临走前想出口恶气，一时脑热带着家仆趁夜色将宋九的打油诗贴了好几十张。
贴完揭帖的第二天，乔礼维就雇了马车出了京师。若锦衣卫按照纸墨等线索追查，此案永远不能破。但王通从“隆庆党”入手，将所有成员的活动轨迹对照后，发现他在揭帖案第二天出京，那就准没错儿了。
八百里加急到大同，破家逮问，当然水落石出。
案件尽管厘清，但朱翊钧却觉得棘手——自己定下的变法大政不能说错，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嫁接”，或者说是一种“揠苗助长”，大明从思想上并没有做好进入资本主义的准备。因此，如何处置沈一贯这批并未违法的隆庆党徒就成为一个大难题。
尽管有朱翊钧的保驾护航，但大明仍未诞生自己的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且身为皇帝的朱翊钧并没有想走君主立宪或“共和”的念头。
在他的宏伟蓝图里，是他本人要带着全人类走上新路途的——从“隆庆党案”的爆发看来，他的余生，恐怕要一次次的和这些人进行斗争。
如果不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改造，那就不可能走通他所设想的道路，万历十五年的朱翊钧看着卷宗，无比确信了这一点。
“王习之，你任国安局局长多长时间了？”
一直低着头盯着金砖的王通，已经习惯了皇帝的敲打。类似的话往往有一个类似的开头，但在王通的内心深处，却早已明白皇帝对他的依赖越来越深。
“从万历五年臣接了锦衣卫指挥使开始算，至今十年了。后来锦衣卫分内情司和外情局，臣任了一段内情司司长。再后来，内情司改为国安局、外情局改为军情局，臣与刘守有分管之。”
朱翊钧看着跪地回奏的王通，帽子下的鬓角已经花白，他虽然派人盯着这个最大的情报头子，也没有收到他有私心杂念的情报，但作为孤家寡人，他从未敢付出全部的信任。
“嗯，朕让你盯着各地，有无为工商张目的社党，你可有所得？”
“是。臣这些年按照皇上分派，细细甄查，不敢懈怠。如今除了行会，并无社党——读书人并不为他们说话
“嗯。”
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