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魁闻言，略显尴尬将近视眼睛摘下，凑近了读笏板道：“是。天津万历十五年共缴度支部税银二十五万四千八百两；其中，这个农税十二万三千两；商税七万七千六百两，工税五万五千一百两。”
朱翊钧点点头道：“工商之税还是少些，海关收入如何？”
杨一魁道：“海关去年收了三万五千三百两。但扩建了码头和军港，都投进去了。”
度支部尚书余有丁闻言道：“焉有是理？度支部收支两条线，哪有地方自行花用关税的道理！”
杨一魁忙道：“余尚书说的是。下官焉敢乱了度支法度？此前向政事堂上了请示，堂札批下来后，度支部关税司那里走了账，才动用的这笔银子。”
余有丁料定必是如此，适才所言不过是暗戳戳提醒皇帝政事堂侵占部权，给梁梦龙上点眼药而已。
梁梦龙脸上青气一闪，朱翊钧恍若未觉，只接着问道：“过河钱收了多少？”
杨一魁心中暗道，皇帝怎么只围着兵事、钱粮打转，难道又要打仗不成？口中不慢道：“回皇上的话。臣以为过河钱非必收。因天津乃京师门户，百商汇聚，府县都不缺钱粮，因此为方便营商，天津不收过河钱。”
朱翊钧听了，不置可否，接着问道：“好，方便营商这想法好得很！然则民间应役可多，各县有无免费征役？”
大变法所实施的丁、地税收缴方式为“条鞭法”，与清代雍正时期“摊丁入亩”最大的区别在于，改徭役为征收丁银而不是纳入田亩统收“地丁银”。丁银类似于后世的“人头税”——此税征收后，官府征发徭役要付工钱。
天津巡抚要求不征收过河钱，势必导致其地方收入减少一大块。朱翊钧担心各县为了政绩，在徭役方面开了变法的倒车，故有此问。
杨一魁忙回道：“天津早就不征徭役。凡有营造，皆由官府招标，自有包工头来投标。此辈多为乡里素有名望者，乡人农闲时进城务工，由包工头拿银钱雇佣。”
顿一顿道：“官府只管验收营造工程，至于标银够不够给付工银，是包工头的事，此诚为官民两便之法。”
朱翊钧听到“包工头”这三个熟悉的字眼，眼前仿佛闪过了“黑恶势力”、“暴发户”、“拖欠民工工资”、“豆腐渣工程”等一片关键词，但只是笑笑没说话。
毕竟，包工头和进城务工人员的产生，说明农民开始从土地上挣脱了基本的束缚，对于如今的历史进程来说，其进步意义远大于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