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的倒是真的。
对于张凡来说，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两样东西：道和术。
无论是最开始的大开杀戒，浮尸千里，还是现在慢慢开始修订完善的律法，皇帝从细致的事情中抽身出来，其实都有它的道。
也就是社会规律。
当国家恰逢乱世的时候，必然用重刑，而且是人治，要灵活而多变，用手段灵巧地处理不同的事情。
而当国家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一个产业多元化的社会正在蓬勃发展，这个时候，则必须要开始慢慢淡化人治。
必须开始修理完善的律法，用律法和章程，来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
即便是秦始皇，也必须尊重秦国律法，也必须依靠律法来治理国家。
如果张凡不渐渐转变，往律法的层面去治理国家，他要么被累死，要么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局面再次搞崩盘。
这种多元化后的依法治国的人类社会规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到了十八年的时候，立法院的工作越来越繁忙。
并且随着金融股市的成立，相应的金融监管也开始了。
倒是由于民间基金的适当开放，的确在这两年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民营商社。
一些在国营商社做到中层管理的，甚至辞职，自己操办起私营商社，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里的资源，以及相关经营，在民间拉拢投资。
这使得崇祯十八年，民间一批民营商社快速冒头，它们开始填补国营商社不能做的一些空白，与国营商社相互合作，完善产业链。
崇祯十八年七月，皇帝在乾清宫听完了陈子龙的财务汇报。
崇祯十七年，朝廷的总营收达到2亿两！
而崇祯十八年，截止到七月，朝廷的总营收已经达到1.8亿两！
今年半年，完成了一次跨越似的增长。
主要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的商船，到南洋来了。
并且跨越南洋，抵达了广州、厦门和上海。
如果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营养有些不良的大汉，急需要补充各种物资。
与此同时，帝国贵族们也开始了在东方疯狂的采购。
丝绸、茶叶、香水、陶瓷等等，到了奥斯曼后，全部变成了奢侈品。
在大明内部卖一两银子一匹的名贵丝绸，到奥斯曼后，变成卖2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