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当然不少，但差劲的同样也不少。
马援写这封信，自是用心良苦，那时他正率部在交趾浴血战斗，但对首都的一切动态，无不在其注视范围之中。包括两位侄少爷在洛阳跟什么人来往，在哪里吃喝玩乐，说些什么不三不四的话，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看来，他的情报系统很有效率，眼线撒得很广。
虽说他是职业军人，但政治意识很强，他担心小儿辈的愚蠢，毁了他一生名节，败了他马家的名声。
于是，他就给二位贤侄写了这封信：“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
他还告诫他俩，除了不要乱说八道，信口雌黄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也应该有个选择。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士，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龙伯高，杜季良，显然都是洛阳年轻人圈子里的活跃分子，自然也是马援之侄马严、马敦的朋友。
《后汉书》说马府的这哥儿俩：“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详细情况未有交待，不敢妄拟。但从后来发生的一起案件看，这些年青人，包括梁松、窦固等等地道的皇亲国戚，肯定仗势恃宠，走马放鹰，耽于安乐，言不及义，大概很遭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嫉恨。
当马援这封《诫子侄书》驿传到洛阳后，立刻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一下子就把那个杜季良给告了，说他“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
这两位比马严、马敦要牛皮得多的贵公子。只好在宫阙的石阶上，拼命磕头求饶，直到脑袋瓜子磕出大包，磕出鲜血，汉光武帝才开恩，免于处分，放了他俩。
估计他们抱头鼠窜出来后，必然要埋怨马氏兄弟，看你叔叔火上浇油。做的好事。
而马严、马敦，若无这封家书的有言在先，牵涉到案子里，刘秀怕就不会从轻发落了。
马援这封信，虽使他的侄子幸免于祸，但奇怪的是这个教导别人谨言慎行，律求自身的老前辈，最终也还是坏在了他自己所批判过的：“好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的“此吾所大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