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铃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门g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冶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1小者以为民用。
“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孙罐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辜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孙罐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的学说，与心学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
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的学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学“致良知，的根本**。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学最大的修正。王学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修养功夫就可能因为没有必要而被取消。不注重修养功夫，只悬空去说本体，或认为悟即是修，修即是悟，这即否定了本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