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没有。” 黄子辰在考进北大前在花城出版社做编剧，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对于《花冠》是许望秋翻译的有些怀疑，便不动声色地道：“《花冠》最后一句，是时候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好像也是一首诗，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望秋，你知道吗？” 许望秋轻笑道：“你是说里克尔的《秋日》吧，《秋日》第一句是，主啊，是时候了。策兰在《花冠》里确实借用了里克尔的‘是时候了’作为主题与基调。” 黄子辰一拍大腿：“对对，就是里克尔的《秋日》，没想到你也读过里克尔的。” 许望秋微微点头：“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而策兰是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不过策兰的诗跟里克尔差别很大。就拿《花冠》和《秋日》来说，里面有同一句是时候了，但在《花冠》里是没有上帝存在的，‘在镜中是礼拜日’那句特别明显，而里克尔的《秋日》一上来，就是‘主啊’。上帝的在场与缺席，是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区别。同为德语诗人，里尔克虽一生四海为家，但不管纠缠也罢抗争也罢，基督教情结一直伴随着他；而策兰则完全不同，策兰的遭遇让他对上帝是质疑的，在他的诗里是没有上帝的。” 听到这里黄子辰对许望秋哪里还有半分怀疑，心想这个许望秋真是厉害啊，不光能写剧本，翻译外国诗歌还能翻译到这种程度，真是没谁了！ 扎建英好奇地问道：“策兰遭遇了什么？” 许望秋笑了笑，道：“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有句经典名言：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奥斯维辛是一个充满着血腥和暴戾的词语，是人性与道德脆弱至几近泯灭的标志。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诗歌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人性基础，所谓的真善美将在奥斯维辛之后被重新定义与接受质疑。于是，诗歌是假的，而苦难是真的，软弱的审美的字眼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言说上帝缺席时的苦难，奥斯维辛在转化成诗句时就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诗歌无法承受大屠杀之重。 不过后来阿多诺收回了他的那句话，因为他读了策兰的《死亡赋格》，他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死亡赋格》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以诗化的语言展现**集中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的作品。 策兰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策兰父母被**抓入集中营，父亲先死于伤寒，母亲后被枪杀。在父母被捕的时候，策兰本人不在家。后经朋友掩护，才仅仅被征劳役。策兰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策兰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