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业盐户并游民愿业者为亭户，免其杂傜。盗煮、私市者论以法。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
郑叔清进而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着。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间民力，几为一空。民有蓄谷十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这一切，却是与在城之战后，全国的经济形势和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朝廷已无力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开始出现“货轻物重”（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有莫大的关系。
朝廷没钱，开不出军人的粮饷和赏格，那些军人便搜掠地方以充其用，进而变成军队占据自取自足的即成事实，而无力扭转，这也是后来藩镇割据地重要苗头之一。
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里，城之战后，随着郭、李先后被上调架空，被朝廷倚为平叛主力的河东军、朔方军及镇西北庭军就相继出现了变乱。
因供应不足，先是太原的河东军杀死节度使邓景山，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接着在绛州地朔方军，也杀死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以突将王元振代之。而屯于翼城的镇西、北庭行营兵，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而面对这些逆乱地军人，朝廷甚至没有可以采取的措施和手段，而只能阴顺其意，遮遮掩掩追授承认之。,
自此有了天下最大的三只强军先后拭将自立，而朝廷只能给予追认的先例，其他地方部队也开效法，成为藩镇之乱，私自继立的初始。。
但这个时空，情形总算好一些，刚得到了一大笔收入的朝廷，总算把军队的士气和人心给维持起来，再加上郭李还在军中掌握局面，河北虽然局部在打战，但还算是风平浪静。
但这代价就是南方不勘其苦，先乱起来。
而这东南之地最为富庶，负担也最重，据说江南东道光田赋和丁税，都已经预先收到了至德九年，而现在才是至德二年，全靠以前的盛世年景积累下来的底子在苦苦支撑，一旦民力穷尽，也就是民心思变之时，连号称最富庶的江南东道亦如此，其他地方更不好说了。
龙武军在河南时，也镇压过一些小规模的抗税和骚乱，不过都不成气候，尽是一些以宗族乡党或者豪强大户为单位的自发行为，在其他地方很难形成什么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