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东西，我绝不用鞭子”。擅长以军事手段辅助政治权术，以最少的代价得到最大地成果。堪称审时度势的讹诈高人。
历史上大食仅仅象征性的派了数千人入唐作战，就获得了官方承认的宗教和对被蚕食西域领土的默认之类巨大的回报。而且这些留在中土的士兵由此获得传教、定居等特权，成为伊斯兰教在中途兴起的种子。
这时候派人过来秘密磋商，当然不会仅仅是亲善友好叙叙旧这么简单，要不然早被鸿胪寺那些家伙，当成国家盛世的前兆，来鼓吹了。
当然了，现在的鸿胪寺，原本负责外事礼宾的外事接待机构，蜕变成一个带有浓重国营外贸色彩的商业机构，也是战争带来的变化之一，当然其成立的目的，是西北那位度支宰相，努力开源节流，统一税制，减少过手的环节，就是重要措施之一。。。
因为地近中枢，并税之事，西北诸道可以说执行的相对最好，因为商业发达，一些地区的收益，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土地农业。虽然其中一波三折的难保出了武威胡乱这挡事，但反而进一步促成了朝廷对关税厘金的把握。
而从关内到河东到河北，越往北走就越人烟凋敝，虽然从理论上，执行起来已经没有问题，但是大部分看的见的收益，都被就近汇集到洛阳，用来维持平乱的军队，实际可以入税的人口，简直少的可怜。至于敢和龙武军做生意的那些军兵大爷们，虽然很有些商业流通量，但是基本没人敢不长眼的去收他们的税。
因此重头戏还是在南方广大没有受战火波及的地方，但是那些长久以来上下其手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却没有这么容易放手的。江东民变，从
方面说，也是税制统一的副产物，大量官员吏目籍以巧立名目，让浙江东道成为最先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
为了平乱而“暴刑暴赋”，在地方上“重加税率”，但是北方的输供又不能停，只能强征百姓劳役，让他们自带饮食来为官府出力，又缺乏调度和组织，在上峰高压下只求完成任务，不求爱惜民力，结果对人力物力浪费极大，搞的地方“物力为之损屈”，哪怕不在战乱地区青壮纷纷逃亡。
这时候，一个商业组织浮出水面，开始大量收拢这些逃亡者，以发财置业为名，将大量无活路的青壮骗到夷州去开荒，那里不愁没有地，只愁没有足够的人力。后来在江浙平乱的河南、淮西军，与海上里应外合攻克最后一个据点翁山县后，手头收降和俘获的参与天平军的乱民，已经达到十几万口，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青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