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杀死当地的阿拉比亚长官，宣布拥护蒙面先知，并加入“加玛干”（白衣军）。在他们的响应下，白衣军迅速扩充到三万多人。
北方的泰伯里斯坦的暴动者，已经打出复国的旗号，并且和那些大不里士东部山区的库尔德人部族勾结在一起，让王朝彻底失去对里海周边低地的控制，北地的好几个省份都在震动和恐慌中戒备着。,
这样的话那些封疆大吏，有更多的理由拒绝更多的输入和援兵，反而过来要求调回本省的外援军队。
此外虽然卡塔赫总督拥有哈里发和首席大臣授予的极大权威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但是在军事阅历和威望上的不足，成为总督本身逐渐凹现的短板，只能通过纵横帷幄的手段，委任几名负有威望的埃米尔，来间接实现自己的部署和意图。
但虽然服从在统一的旗号下，这些埃米尔之间的利益和诉求也是不尽相同，总督必须有效的利用他们相互的立场和喜好，来达成最大的效果。这就势必在人事机制上上牵制了总督的大量精力。
再加上阿巴斯王朝创立之初确立的国策造成的特殊体制，为了王朝扩张服务，以及尽快在新征服地区建立统治的需要，在距离统治中枢较远的行省，大量依靠归顺的当地富有威望并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来治理地方，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政策，也为阿巴斯王朝建立初期的大规模版图扩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些归顺的地方贵族，阿巴斯王朝可以在对外征战中，迅速获得财赋劳役兵员的补充，而愈发强大。
虽然长期下去这样也会留下地方势力做大乃至分离主义的潜在隐患。但只要王朝中央能够继续保持足够的强势，在文化和信仰乃至经济的同化下，通过晋身和转任的上下流动，这些隐患将随着时间被缓和，甚至被消弭。象首席大臣出身的伯克麦尔家族，就是地方贵族被吸收进王朝统治的最典型的例子，
但显然这次阿巴斯王朝面对的敌人，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在外部威胁和内部压力下，王朝中央无暇东顾，也造成了这些拥有相当程度自治权的边远行省的一些让人不安的异动。
根据他们被赋予的自治权利的程度不同，也造成呼罗珊总督决战准备上的妨碍，虽他们然不能抗拒来自呼罗珊的命令，却可以在对呼罗珊行省派出军队和物资多寡上，有所斟酌。呼罗珊的全权总督或许可以严惩乃至令人替换其中某位，但是通常情况下却要顾虑到其他行省总督们想法的大局，威逼利诱的寰转手段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