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撇撇嘴道：“若是我所料不差，这件事恐怕有人在背后给太后出主意。至于原因么，一是拖延潞王之国的时间，二是即便拖不下去，也可以使潞王财囊丰厚、满心欢喜的就藩。”
戚继光怔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却没有再说话。
其实关于潞王在历史上到底拿到多少赏赐的产业，高务实是仔细回忆过的，他甚至把整件事认认真真理了好几遍。
大明早年间是很少有给王府额外赏赐产业的，一切都按照朱元璋定下的标准来办，然而也就在明初，便已经渐开奏请和赏赐土地之例，只是数量不大且未成为定制。
宣德以后，由于靖难之役和高煦叛乱的经验教训，朝廷对宗室的防范政策越来越严，各藩护卫军和兵权相继被削夺，在政治上便基本上是“徒拥虚名坐靡厚禄”。
各亲王、郡王在政治上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作为，所以便转而向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扩置庄业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的朝廷也乐于给各王府优厚的禄赐，从而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所以奏请之风渐盛，赏赐土地的数量亦逐渐加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早封王府利用特权以奏讨、纳献、侵占等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封诸王便在产业上向早封王府看齐，力图于就藩前后赶上或超过早封王府。
成化年间就藩的德、崇、吉、徽诸王请乞并得到钦准的土地数额已达数千顷，各王府兼并土地的步伐大大加快。
至嘉靖朝的景恭王朱载圳(就是和裕王时期的隆庆争宠的那位)，以世宗的宠爱，利用之国之机，以奏讨手段获得四万顷土地及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不管当时的朝臣们如何反对抵制，嘉靖都没搭理，因此景王依然开了通过奏请大规模获得土地的先例。
眼下潞王乃是朱翊钧的唯一同母弟，朝野称之为“诸藩之首”，“诸藩观瞻”，论恩宠优渥，比景恭王朱载圳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务实记得，在原历史上潞王可不是现在就藩的，他在万历十七年时才正式就藩，同时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援景王之先例，奏请景王遗业。
朱翊钧对于潞王的奏请向来是有求必应的，这次当然也是如数准给，并令有关院、司、道、府从户部抄出原来景府庄田的数额转行各县，丈勘定界，议处应纳钱粮之数。
问题在于当初在景王之时，因奸民的混淆投献，徒张虚名，其名下产业之虚额己是甚大。时为黄陂知县的洪其道称：“先年景府奏讨，多有奸民投献，隐有民田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