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昖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
原因在于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实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
宁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其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边，便可到达咸镜北道，于是便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又满足了李昖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当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离开平壤，向宁边进发。同日到达肃川，再次日到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