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担心的这些原因，而是因为看着衙门里那群刁钻衙役，实在是郁气难平。
她也是来了鄞县，才知道为什么县衙的皂隶们明明干着的是捉拿坏人、维持治安的活计，却不但没有现代的警察受人尊敬，相反，还处处遭人唾弃。
不是别人狗眼看人低，实在是有太多说不完的恶心。
鄞县里，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的吏官约有三十余名，可这三十余名吏官，基本都属于梁山伯叫不动的类型。
皂隶大多做的是得罪人的事，百姓要在一地生存，便不愿做皂隶，担任皂隶的，大多是地位比平民还低的贱籍。
这些人脱籍基本无望，钱粮又低，谁担任县令都得用他们，于是阴奉阳违，其实根本不拿县令当一回事。
祝英台暂时充当算吏，每日里看着梁山伯喝杯水都得使钱才叫得动人去提，就恨不得给这些皂隶一巴掌。
搁现□□公室主任还有下属帮着烧水打扫呢，这些皂隶靠着县令吃饭，结果连杯水都要靠上司自己花钱买？
非但如此，这些人还想着法子的赚钱。
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
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送到官府，在家里处理几天私事，就得给“宽限钱”、“买放钱”。
哪怕原告撤诉，两边都的给这些皂隶“说和钱”。
祝英台都想敲敲看那些告状之人的脑瓜子是不是进了水，明明是梁山伯的劝说让两边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给钱也是给梁山伯，给那群皂班算个毛啊！
他们不就拿着哨棒站一站了吗？！
梁山伯自己的父亲就是县令，父辈的亲朋多在吏门，从小看惯了这样的门道，他有意让祝英台知道世道黑暗，甚至告诉了她不少有关这些皂隶的事情。
要只是索贿还好，还有些地方的皂隶特别黑的，还会主使“贼开花”。
所谓贼开花，就是说有了窃案，这些皂隶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势力但家庭富有的平民指为藏贼之所，或是诬告为同伙。
这种事当然不会让县令知道，被攀指的人多会央求皂隶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到手了。
收了钱还落了个人情，最常见的恶事就是催激钱粮，凡是遇到不肯痛快激税的百姓，这些皂班就把抓到衙门，关在班房里横加折磨，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家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
这其中各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