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三月中，名震天下的巨寇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正式向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的熊文灿递交降表。大明朝廷授其副总兵之职，并允其将部队驻扎在谷城县王家河，还把王家河改名“太平店”，以示招安之意。
张献忠早在去年底便因熊文灿的招抚而发生动摇，年初，他在与左良玉等官军的作战中连续失利，帐下谋士薛正贤乃当朝宰辅薛国观的侄儿，以“约降取富贵”之言趁机怂恿他投顺朝廷。他思来想去，最终认为“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坚定了求抚的心。
不过张献忠毕竟非常人，即便招抚，手段与心思也较之那些前辈同类要高超不少。
他先派张可旺等“饬名姝、赍重宝”找到有些旧情的陈洪范请他牵线搭桥，表示“大恩未报，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陈洪范投入熊文灿帐下，本就怀着戴罪立功、一雪前耻的志向，见这大笔买卖自己送上门，自是奇货可居。有他居中介绍，张献忠得以“黄金蹄裘千、珠琲盈斗、他货累万”重贿熊文灿。熊文灿既贪财又畏战，因而欣然答应代张献忠向朝廷上奏。除此之外，张献忠犹不敢松懈，加派薛正贤等人携带重礼重金，奔赴京师，“出入相邸，偏见群公，皆致厚馈”，为自家招安游说交际。如此，方觉稳当。
与别寇不同，赫赫有名的张献忠的求抚引起了崇祯皇帝本人的高度关注。对流寇是剿是抚一直是朝议悬而未决的问题，崇祯登极初期，意气风发，很是锐意剿贼，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