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多有对于幸福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也会有禁欲、压制与更多地强调牺牲、把美好梦想寄托彼岸的讲求，还有宣扬颠覆、仇恨、“圣战”的激越。前者压制，是为了精神纯洁与神圣化，是道德完满的代价，或是为了死后另一个世界的无限幸福；后者颠覆，则是由于对现存秩与文化主流的否定与绝望。归根结底，文化的追求在于光明、幸福、美好、正义、“天国”。孔子说颜回是：“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也是夫子自道。尼采的说法则是：“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会再制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孔子，离不开儒学，离不开与儒学共生互争互补的先秦诸子百家以及数千年来没有停止过的对于儒学的陈陈相因、时有闪光的解读与论争。优于斯，劣于斯，疑于斯，习于斯，安于斯，欣欣于斯，凝聚于斯。中华传统文化的格局奠定于东周时期，兹后两千多年，到鸦片战争发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孔子年代，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式微，五霸之类诸侯国家纵横捭阖、血腥争斗、计谋策略、阴阳虚实、会盟火并，眼花缭乱。各侯国权力系统、思想战线，围绕着争权夺利打转。失范状态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但也造成了群雄并起与百家争鸣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竞相争奇、碰撞火花的无比兴盛。国家不幸百家幸，国家多难，英雄辈出，自古已然。孔子生活在这个争斗时期，他宣扬的不是自己主张的必胜性、强力性、面貌一新性、卒成大业平天下性，而是斯文性、君子性、复古性。孔子、老子，都是逆潮流而动，意欲挽狂澜于既倒。“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难，他相信只要上苍无意灭绝斯文，只要上苍还要延续文脉，就不会让他罹难：他是斯文的救主，他是斯文的最后几近唯一的火种，他活着的使命在于延续与重建斯文，从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从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他认为能够带来幸福与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为当时人口问题尚未过分地困扰着先人，痛苦不在于生产力满足不了人民温饱的需要，而在于人间血腥丑陋阴险危殆的纷争，在于天下大乱，在于礼崩乐坏，在于贪欲膨胀，在于觚不觚：名实相悖、观念混乱、是非不分、秩与好传统荡然无存。孔子也认为关键在于人心，人的事情，心决定物，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丰，温饱无虞。孔子说：“德之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