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国家认证的制度(1810年)，这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1812年，普鲁士开始设置中等学校的升学考试(这在1788年已被发明)；到了1871年，整个德意志帝国都接受了这种制度。此后，德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变得较系统化和国家化，更多的学校被建立起来。
“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为尊，吾将求学于德”。在给清廷学部的留德申请呈文中，蔡元培这样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蔡元培在给清政府呈文里的这一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
怎么才能去德国留学呢？蔡元培在寻找机会。
朋友们知道蔡元培的想法，1906年的5月间，有北京的朋友来信告诉蔡元培，清政.府拟公派几名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劝其尽快去京登记。不久，他从报纸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消息，自然是机不可失。
他于6月下旬先抵上海，去迎接章太炎出狱，并送其去日本。随后参加邹容死难周年纪念日，并了却了为这位先逝的青年志士在墓前修纪念塔的心愿。
这些举动，很像是为他自己在沪上的革命活动，画上一个句号。
1906年7月，蔡元培从故乡绍兴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城，第一件事是按例到翰林院销假。此时，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在给友人汪康年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弟此次进京销假，本为最不安之事。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咨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询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其回函均称非进京不得图。王书翁到沪面谈并催弟速行。因此七月进京，此亦日暮途远之为，不意竟成夸父逐日之失……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
汪康年（1860.1.25-1911.11.4），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年间的进士。是清末维新派人士，当过张之洞的幕僚。中国近代的出版家、政论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更是积极主张变法图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