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曾经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与人为善、既挺身负责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不恋权的精神境界，与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进行比较：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在蔡元培身上，固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确实又是一个实干家。什么事情，一旦他认定是必须做的事，就会百折不挠的坚持。
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
顾颉刚回忆说：“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有人说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虽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他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力量。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或许，正是“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蔡元培人格的魅力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