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呱呱坠地时起，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