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这话，王大宇等人立刻想到一件事，都是交谈议论起来。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以阁臣的身份出京督师剿贼，后因襄阳、洛阳的陷落而数日惊惧，水米不进，也是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杨嗣昌之死，颇见世态炎凉。
据说此事传到京师后，只有崇祯皇帝为杨嗣昌悲痛万分，满朝臣子皆是幸灾乐祸，东林党更是欣然有得色，所谓‘忘国徇私，幸败乐祸’便是说的此情此景。
“廷臣闻襄阳之变，交章论列，大肆诋毁，而嗣昌已死，犹追论不已，其间犹以东林党徒为重。”
杨嗣昌已经死了，最后一个有作为的督师失败了，这是大明的不幸，然而满朝的官员却仿佛获胜一般，每日对此议论不止，还沉浸在他们的粗陋浅见与党争胜利之中。
廷臣揪住杨嗣昌生前之事不依不饶，历史上的崇祯皇帝这时却少见的没有优柔寡断，直接一锤定音，说杨嗣昌没功劳也有苦劳，不必追责。
按理说，崇祯皇帝金口已开，满朝臣工就该同声附和过去，哪料，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还是不依不饶，一轮接着一轮的上疏，言辞也是越来越激烈，大有让杨嗣昌像卢象升那样，八十日无法安葬之势。
说来也是报应，当年卢象升战死，最后无法及时下葬，廷臣攻讦，杨嗣昌从中作梗自然难辞其咎，崇祯十四年的时候杨嗣昌督师身死，言官们又对着他一顿猛攻。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还在狱中的孙传庭却看不下去了，往墙上总结刻印了十二个字——‘抚臣微有谋略者，朝臣必嫉之。’
许多当时的开明之人也是对朝廷彻底失望，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更是独自感叹，“自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此后以阁臣身份外出督师之人，既无有威望亦不存在任何能力可言，根本无法管束众将。
这些人出京前后态度截然相反，皆是畏战不前，要么特意避开战区，要么就是在某地逗留不前，向朝廷问兵要饷。
王大宇忽然想到什么似的，面色紧张地提醒道：
“任指挥使，按你的意思，难道是要借流贼之手，以陷城重罪使那高蛮子伏法？”
任纲呵呵一笑，点头说道：
“王员外说的差不多，不过流贼现如今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在下听闻各位与关外多有往来，高杰此前奉诏南援北进，部众四出，宣府镇城早就是无兵留守，此时若有一支清军直抵城下，那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