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一些至为荒谬的理论，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而秦桧昔日刚刚鼓吹与金国和谈，将对金国之策略由拼死一战而转为不惜割地求和的过程之中，也自是借助了大宋朝堂上下君臣的这种心态。
毕竟当日里南渡之初的大宋君臣，在那种乍一下由万方来朝的天朝上国，变成个风雨飘摇，几乎无立椎之地的流亡朝廷如此剧变之下，君臣上下在心态上面无疑也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虽说当时的局面之颓坏，实不可与真宗年间相提并论，而靖康奇耻对于大宋君臣，对于文人士子心中那套对于天下的认知体系的冲击，也决不是亶渊之盟所能比拟，然则待得南渡之后的朝廷渐次安顿下来之后，他们那种急需于一种能够让他们坦然面对如此惨败，让他们能够继续支撑住他们心中那种认知体系的说法的心情，却也更要比亶渊之盟后真宗一朝的君臣，更要迫切上千倍百倍。
错非如此，在当日那等情势之下，大宋开国太祖开基立国的汴京神器，仍旧陷落于胡虏之手，大江北岸千千万子民，兀自辗转于铁蹄之下，而岳飞、韩世忠辈那四路铁军并举，已然渐渐取得对于金国大军的战略攻势的时候，纵然秦桧再谋深智远，以其一人之力，也决无法扭转整个局面。
以今时今日秦桧之力，或可称得上权倾朝野，只手遮天，但在当日里他刚由女真金人的手上只身逃归之时，却几乎是无根无底，虽说他早在汴京城破之际，就已然是以御史中丞的高位被女真人掳掠北去，但经过靖康之变，昔日的康王赵构即位为君，在江南半壁重新站稳了脚跟之后，这个南国小朝廷早已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秦桧在当时那个大宋朝堂之上的份量，着实也说不上有多重要。
可以说若不是借着这个和谈之议，迎合了当是时大宋君臣上下那种在剧烈动荡之下急欲于救得一个安稳的立身之所的需要，又恰恰给了这些个希望能够对于靖康之耻有一个恰当的解释，从而可以继续维持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将从中御，以文御武的治道秩序的南渡君臣，一个恰到好处的借口，秦桧也绝无可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由一个被放归的逃臣，骤得高位，跻身中枢，而在那些年间，秦桧更是挟金自重，借着将自己打造成宋金和议之间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从而渐渐张大相权，至有时至今时今日这等独禀朝政十余载，官员臧否尽出其手的局面，这里面固然有着秦桧长袖善舞，长于经营的原因，但却也可以说明，与金国和议能成为大宋国策，本身也就是符合文官集团的心理需求，是整个大宋朝堂之上文官体系一致认可，甚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