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的指挥方式十分可笑，也绝难据此打出什么样的胜仗来，但在这位太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总算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玭漏。
然则随着太宗皇帝驾崩之后，其后宋室的天子官家，无一不是长养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根本就未曾见过兵戈亲临战阵，对于行军布阵诸般事务的认识，不外都自是来自于书本之上罢了，偏偏宋国朝堂依照祖制，还是严格按照将从中驭的那一套，每遇战事，都由宫中传出阵图，而要前线军士依样故事，如此又怎能不败？！
只是如此一来，天子对于军事一无所知，偏偏却又要直接给前线将士下达具体指令，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就一改昔日太宗皇帝之时军令都由天子官家自行裁决的惯例，而要借助于那些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们共同商议，久而久之，在当日里太祖皇帝那文武分流，武将不预政事，文官不预军务的策略也就完全走了模样，近在中枢的文官集团借助天子之威，成为了完全凌驾于武将集体的存在，而且随着时势的推移，将这种优势持续地扩大并维持至今。
是以文官集团之中，其实从来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将从中御所带来的弊端，只是历来朝堂之中多有锐意改革之士，却是有意无意之间，都一致避开了对于这种将从中御的制度提出意见，乃至如王安石变法乃其斯后所引起的朝中新旧两党之争中，锐意变法的新党一脉，也没有真正花多大的力气，却改变有宋一代这种将从中御的祖制，究其根本，这固然是顾忌将从中御原本是出于帝王防范之念，未可轻移，但更根本的原因却也是因为这将从中御的方略，实质上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以文驭武，演变成了文官集团凌驾于武将集体之上的最根本的依据。
早在昔日真宗初年，辽人举大军南侵之际，当时身为朝中文人魁首的寇准力主天子亲征，亲临前线，名义上是借天子御驾亲征而激励士气，实则也不外是将整个指挥中心真正地转移到第一线，从而能够及时地听取第一线指挥军官的意见，临机应变，由此才暂时击退了辽国大军，然则宋国那些当日里真正主持着宋国大局的文官集团的首脑，却是并不曾趁胜追击，反倒是以胜求和，与辽国签下了亶渊之盟，其根本就是因为这些个文官集团的首脑们心中都很明白这一场大战的胜利是因何而来，而如若不想更改将从中御的方略，那就只能见好就收，否则势必不可能让天子官家跟着军队一路北进，那么只要战线一旦拉长，战局胜败逆转于旦夕之间，几乎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了。
也就直到女真金人跃马南下，踏破汴京神器，迫得宋